蔣中正為台灣留下的九年國教，誰還記得？！
台灣躍升為亞洲四小龍，蔣中正推動九年國教有關鍵性的貢獻。
10月31日是蔣中正先生的冥誕，在民國89年以前還作為「國定假日」的年代裡，這是一個舉國同慶又可以放假的小確幸，21年過去了，10月31日，民眾認知用西洋人的「萬聖節」取代「蔣公誕辰紀念日」，當天年輕人不是舉行變裝狂歡派對，就是幼兒園小朋友沿 街向商家「不給糖就搗蛋」，在課綱去中國化，「國父」和「蔣公」都傻傻分不清楚了，誰還記得蔣中正是何許人也？！
不過，每年的10月31日這一天，其實是國內許多所國民中學的校慶生日，這些校慶學校有個共通點，都是在民國57年成立的，也就是台灣地區實施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」的第一年，這一年，國內有多所國民中學如「雨後春筍」般成立，其中有100多所不約而同選擇10月31日當天，也就是蔣中正總統生日作為學校生日（校慶）。會挑選那一天，無非是當時政治強人的時代背景，對國家領導者擁護之外，在那個國步艱難的年代，台灣能開亞洲之先河，將國民義務教育從「六年」延長為「九年」，台澎金馬的小學生國小畢業後，全部「免試」直接升上國中，完全是蔣中正政府毅然決然推動所賜。半個多世紀過去了，今日台灣被國際讚譽為科技人才之島，國民素質、培養人才、高科技經濟產業高度發展，蔣中正確實功不可沒。
回顧民國四、五十年代，國小倘若要升上初中，必須參加聯考，當時的小孩子，小學畢業後，想要進入初中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在學期間經常要面對各種大小模擬考，家境優渥的同學，到了五、六年級放學後，會去補習班補習，過著類似現在國三、高三學生拚會考、指考衝刺班的生活，而有些唯利是圖的國小老師會故意在課堂留一手，等放學在老師家中給學生補習，收取補習費。不少家境清寒的小孩，沒多餘錢可以補習，沒經濟能力讓孩子繼續讀國中，就直接放棄升學夢，讓小孩放學放牛吃草，撿拾柴火。但是，每年鳳凰花開，國小六年級生畢業，能考上初中的，全國大概一半學生，考不上就得提早就業，女生去學裁縫或做女工貼補家用，男生去做學徒學技能，或到工廠做勞力工作，現在65歲以上的銀髮長輩，都有經過那段歲月。
當時的行政院長嚴家淦，他兼任經合會（經建會前身）主委，負責管理運用美援物資，嚴家淦和他的副主委李國鼎討論到教育改革問題，他們認為當時的台灣經濟發展面臨停滯，因為國內人力 資源不足，全國一半的人力在國小畢業就進入就業市場，對於人才素質無法提升，如果再這樣下去，中華民國國力會出現問題。於是嚴家淦院長責成臺灣省教育廳擬定「國民學校畢業生志願就學方案六年計劃大綱」草案，研究將國民教育由六年延長為九年之可行性，並將草案呈報行政院成立跨部會專案小組，這行政院專案小組在民國55年10月完成方案，在秉持「先作充分準備」的原則下，以民國55、56年兩學年為準備時期，民國57、58年為開始時期，直到民國59年至62年四學年度為推行時期，並兩度向立法院提出報告。
當時主政的蔣中正總統注意到延長國民教育是世界趨勢，他發現民國56 年6月爆發的「以埃六日戰爭」，以色列能以一國之力解決和埃及的紛爭衝突，徹底打敗阿拉伯世界強敵，決勝原因在於以色列的教育普及，教育理念先進使然。蔣中正也觀察到主要先進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紛紛延長其義務教育，例如，英國於1967年延長義務教育為十年、法國亦自1959年起實施十年義務教育、日本則在麥克阿瑟聯軍主持下改為九年義務教育，顯然，中華民國如果要和世界先進國家並駕齊驅，就必須延長國民義務教育，蔣中正是一位對國家民族有使命感的領導者，在當時中國大陸正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浩劫，亞洲多數各國多沒有延長義務教育的政策，蔣中正便決心開亞洲各 國之先河推行九年國教。
民國56年6月，蔣中正召見行政院長嚴家淦、教育部長閻振興、臺灣省主席黃杰、省教育廳長潘振球、台北市教育局長劉先雲等人，懇切要求他們要積極籌備延長國民教育，當蔣中正知道行政院專案小組推動「九年國教」準備期需要長達「八年」時，他眉頭深鎖，認為八年計畫推動時間太長，所謂萬事莫如「教育」急，蔣中正以總統的高度，指示行政院以「一年為期」籌備實施九年國民教育，由嚴家淦來全力督導，全國上下通力合作，務必明（57）年9月如期如質開學。
蔣中正政府貫徹實施「九年國教」政策，對我國教育史上是重要里程碑，首要面對的是財政經費籌措、土地校舍、師資課程等問題亟待解決，蔣介石找了省政府財政廳長周宏濤碰面，詢問是否有錢支應九年國教，周宏濤廳長答覆說：「如果把其他事緩一緩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」於是，蔣中正對九年國教經費籌措提出多項指示，包括：自民國 57 年度開始，國家總預算應以延長國民教育與發展科學為第一優先，中央增加預備金5 億元機動因應，經費之來源，應由省縣市政府盡量去籌，不夠由中央支援。
「九年國教」推估支應前三年總經費計31 億6,952 萬元，在當時中央銀行還有發行新台幣一角、五角銅板的年代，預算31億元可以說是天文數字，那時候政府高唱「反共復國」國策，國家一切資源支援前線 ，伺機反攻大陸，蔣中正倒是可以把這筆經費挪作軍事用途，但是他沒有這樣做，他眼看九年國教經費不夠寬裕，還要求「中美基金」（美援）的6.8 億元優先支應辦教育，等於說，蔣中正把國家僅有的家當全部投資台灣基礎教育了。
就這樣，以短短「一年為期」的延長九年國民教育如火如荼展開，台灣新增100多所國中，興建6,000餘間教室，甄選100多位校長，並培訓數千名教師，目的要讓民國57學年度，全國22萬9千餘位國小畢業生，都能免試直升受國中教育的機會。而當時台灣省教育廳是推動「九年國教」的執行單位，廳裡同仁每天工作都超過15小時，除了吃飯睡覺，都在開會、討論、溝通、訂定法規、研究課程內容，忙碌又超時的工作下，沒有人計較過加班費，沒有人喊累，而且他們非常自豪的是，當時徵校地、蓋校舍、建教室，所有工程沒有傳出一件貪污情事，政府和民間只有一個信念－「教育是良心事業」，攸關著一個民族的希望與未來。
民國45年出生的國人，一定有這個印象，在他們國小五年級早晨朝會的某一天，原本板著臉孔神情嚴肅的校長，突然興高采烈地說：「蔣總統剛剛宣布明年（民國57年）起要實施9年國民教育，五年級以下的小朋友上初中就不用考試了。」相信，校長此話從麥克風一出，除了六年級是末代考生外，司令台下的小學生一定欣喜若狂，因為他們終於擺脫補習惡夢，窮人家的孩子也不用先去做童工學徒，大家統統有書可以念，全部直升國中。
民國57年9月9日上午9時，台澎金馬467所國民中學同時舉行第一屆國民中學聯合開學典禮，蔣中正總統對實施九年國民教育的國中新生發表訓詞。在典禮中，他期勉學子，「體念政府培植的苦心，珍惜每一寸光陰，立志務在遠大，進學務須專精，使今日的努力，成為明日德業的基礎，並以自己的德慧術智，貢獻於社會，貢獻於國家」。
當時美國《紐約時報》以大篇幅報導，台灣九年義務教育開始實施，以新姿態迎接新時代任務，報導中特別強調，以一年時間準備，完成延長九年國民義務教育，被譽為是「教育奇蹟」。畢竟，以「事後諸葛」來觀之，南韓要到民國73年才普及9年制義務教育，對岸的中國大陸也要等到民國75年才實行九年義務教育。誠如嚴家淦曾經回憶說：「三民主義的教育是採取低學費政策，有很多縣市支付教育方面經費，超過年度預算的50%，但是大家還是撐了 下來，誰都心甘情願而無怨無悔。」
九年國民教育的實施的第一年，有不少傑出人士得以受惠，如資深新聞工作者李四端，帶領中華棒球隊獲得無數國際賽獎牌的教練高英傑，負責推動「12年國教」的教育部國教署長吳清山，當代女性視覺藝術家陳秋瑾，具有財經金融專長的考試院考試委員楊雅惠，就連現任總統蔡英文也是九年國教實施的第一屆國中生，蔡的母校台北市立北安國中，在民國57年7月暫時借用中山國小辦理第一屆新生報到，待9月1日校舍工程落成啟用，才遷返位於台北市明水路的現址就學，上述都是蔣中正毅然推動九年國教所實施的第一年，社會上最有成就的受益者之一，而且在新聞、美術、體育、公職各領域出類拔萃，甚至還當上了中華民國第一位女性總統。
台灣在半世紀以前，當時在社會各方面資源條件不足與困難的環境中，主政者蔣中正有遠見的實施九年國民教育，這絕對是劃時代的教育大事，堪稱台灣光復以來最重大的教育改革政策，因為透過九年 國教的免考試升學，讓當時還有「重男輕女」的觀念，以及「童養媳」時有所聞的年代，對難以升學的女性而言，提供更上一層樓的學習機會，增加社會流動及參與社會的機會，更讓偏鄉地區和弱勢族群兒童在國小畢業後能接受國中義務教育，不因為階級、族群、財富差異，皆可以享有同樣的受教權。因此，這54年來，培育無數優秀人才，投入社會各行各業，八○年代臺灣的經濟起飛，靠的是高素質人力，台灣躍升為亞洲四小龍，蔣中正推動九年國教有關鍵性的貢獻。
可惜，今天的台灣，蔣中正銅像時常遭「突襲式」毀損或者被潑灑油漆，中正紀念堂的存廢引起爭論，民進黨政府試圖以立法的方式，用所謂「轉型正義」來汙名化、甚至全盤否定蔣中正的歷史地位。其實，蔣介石打贏了八年抗戰，光復台灣，推動三七五減租、耕者有其田，開辦九年國民教育，在台灣推動許多重大建設，實施基層民主選舉，使得國內民生樂利，民族獲得自信，台灣能走到現在的榮景，毋庸置疑，蔣中正主政的諸項遠大建樹，我們都是受益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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